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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导向|社会科学的价值和功能

    时间:2019-04-12 02:57:19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对他来说,学术的天空太小了。在长三角乃至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是他用思想推动并塑造着区域文化与民生工程,以及他诸多的理论著作,到任何时代,都是一部不朽的城市整体发展的“知识向导”。本期《祖国》,与张颢瀚展开了一番对话。
      记者:您好张书记,听说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我们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当时做出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思考,其依据是什么?
      张颢瀚:九十年代初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源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现状,特别是依据当时发展中的体制方式这两个影响和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效益问题,这两个问题既带有根本性又带有宏观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而对这两个问题,从初步认识到形成思路,又源于对当时经济发展现状的较多的深入基层的调研。1993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呈快速增长之势,由于国有经济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支柱,由此影响全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江苏省委党校联合进行国有经济状况的调研。我们一行几人在江苏连续调查30余天。在此之前几年里,我一直跟踪研究企业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每年都用很多的时间到南京、无锡,也到过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又通过这次参加集体的较长期系统的集中调研,更加深了对国有经济和宏观经济现状的认识。这次调研报告由我主笔起草,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当然,这一思路和建议是大家共同讨论的成果,在京的调研组成员又给国家再次专门报告。所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建议,是由于长期跟踪调研和这次系统调研,发现国民经济的问题直接源于企业,而企业问题从根本上源于经济的发展方式。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处于大起大落状态,而当时国民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发展高速度的支撑,发展高速度又靠大规模的高投资支撑,大规模的高投资和发展高速度又带来高通涨。由此不断反复,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追求发展高速度,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发展模式之中。如果不从发展方式上解决问题,企业的效益问题就不能解决,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不能解决,国家经济的大起大落就不能解决。由此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转变发展模式,从速度型转变为效益型,要下力气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与转变发展模式相关,同时提出了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通过调研发现,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相关。而经济体制模式的问题,既表现在微观领域,也表现在宏观领域。从微观上看,主要是企业产权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深层问题;从宏观上看既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关系,又涉及到国家宏观经济的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多个方面。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转变经济体制模式。
      现在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的任务,是决定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性问题。同时我也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生产力领域的问题,并且受到国际生产技术和产业转移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程性的、跟踪性的与时俱进的研究远远不够。当时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经济状况,那时国民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较小。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向度的提高,现在认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认识国内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又要十分关注国际技术领域、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方向等十分关键的问题,否则就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和举措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还要重视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当时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主要涉及到经济的微观体制和宏观体制的关系,而当前阶段,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不仅涉及的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而且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转变涉及的关系更多、范围更广、难度更大。但是中国发展前进的方向是,经济体制模式必须根本转变,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国际复杂环境中的持续竞争力。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由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无法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责任与和谐有替代自由、效率等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新价值功能,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颢瀚:你谈的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十分重要。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可以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现代工业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主导方向,成为改变全球面貌、改变整个人类前进的主导力量,至今这一过程仍在持续。现代工业文明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是期待实现或正在推进的大事业。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我以为现代工业文明有两个重要动力,一个是生产领域的科学技术推动,一个是社会形态领域同时又融入到生产关系领域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的权利主义。从科学技术来看,主要是在生产力领域起推动作用,不断地产生新技术,不断地更新和提升人类改造自然、向自然获取财富的能力,不断地更新和提升满足个人和社会乃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和能力。它的作用范围主要在生产领域,由于现代工业文明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蕴育产生,因此必然的同时畅行个人主义和个人的权利主义。从生产力领域的视角来看,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的权利主义可以成为提高效率、推进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和不竭的动力,而这一动力反过来又推进科学技术的产生,由此推动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进程。
      但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强大的生产力,形成了对自然的强大的索取能力,再加上个人、集团与国家对各自效率与利益的追求,由此造成了能源的危机和生态环境的危机。追溯现代工业文明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在快速上升,但同时又有两个伴生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个人、经济集团和国家对能源需求渴求的无限性,对获取利益的无限性追求,从而导致生产领域生产成本的外部化,造成生态和环境的严重问题;第二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科学技术存在两个方面的重要现象:一是虽然科学技术在不断推进,但仍然不能满足人类在获取自然资源变为有用产品的过程中,及时地解决污染、或实现零污染所需要的技术;二是新的技术有时虽然可用,但是相对成本较高,由于个人利益主义的作用,又排斥对新技术的使用。以上可能是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能源、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
      现代工业文明的导向仍然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但是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上述的关系而产生能源与生态的危机,由此又造成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危机。这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向相左,与人们利用现代工业文明、追求发展和享受的目的相左,这就是产生或者说全球提出了责任与和谐的主要原因。很显然,个人主义、权利主义、自由或单纯追求各自的效率的角度,难以解决这些危机,需要责任与和谐。我认为,责任与和谐应当是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中以及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保证生活的良好、社会的发展及国际的和平与健康发展,都必须具备的原则、价值或者是义务。这也是当代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必须共同具备的价值观念与原则。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责任与和谐才被全球所认可。而这种全球性的认可,一方面是源自于全球性的危机的现实,另一方面这种认可又是解决全球性能源生态环境危机的条件和力量。从全球的认可来看,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于危机影响的普遍性。问题在于,需要承担这种责任,实现和谐的路径、方式和方法,对于不同个人、不同经济团体和不同国家,又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影响,目前很难找到一种对全球各个群体都有同等利益的、都可用接受的方式方法和形式。这就是承担责任,实现和谐发展的阻碍所在。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不仅需要用人类的共同责任与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目标来替代个人的、局部的自由和效率,更需要国家和政府之间在推进过程中有更大的压力、更大的动力、更强的能力和更高的智慧,这将也是一个较长期过程。
      现在经常提到的科学主义,实质上是指工业技术领域或自然科学领域的所谓科学主义。我们一般讲到的科学应该是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与技术方法,是针对解决自然和工业领域的问题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它来源于工业领域和自然领域,其功能和解决的对象也主要在工业领域和自然领域,具有机械性、可控性、可重复性、强制性和普遍的适用性,一般并不适用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及其规律,都不同于自然领域,不能通用科学技术的方式。这是所谓科学主义问题的实质所在。社会是由亿万个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千万个社会性的团体和众多国家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诉求。因此,主要只能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责任与和谐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问题,用机械的、强制性的、单一的科学技术的方法很难解决复杂的、具有个体利益特征的社会问题。解决个人主义权利主义与人类能源、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以及解决责任与实现和谐等,不是自然领域与技术领域而是社会领域的深层问题。在这里主要是一个方法的选择问题。
      
      • 人物链接 •
      张颢瀚,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教授,博导。江苏省委、省政府评定为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省政府十二五规划省长特聘专家;江苏省政协委员、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天大学等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都市圈、区域经济、城市经济、长江三角洲、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近年主要研究有:江苏省委省政府决策有关问题,江苏省区域发展问题,都市圈与长江三角洲发展,江苏城市化战略,江苏省城乡统筹战略与政策,江苏生态省建设规划,江苏沿江资源开发规划,江苏省文化发展等。主持完成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科技部“863”重大课题子课题、国家规划重点课题、省规划重点课题、省科委课题等30余项。主持完成省委书记、省长安排课题,省、市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50余项。
      发表经济学、哲学、文学、管理学及自然科学论文41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合著等30多部。有40余项科研成果在北京、江苏省和南京市获奖。省、部级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四项;全国性一、二等奖三项,优秀奖多项;曾获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颁发的科研成果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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