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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低谷中踟蹰前进] 中澳关系处于低谷

    时间:2019-04-09 02:47:58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摘要:《东方杂志》作为旧中国最重要的大型综合杂志之一,创刊之初即意在推动中国的西学传播,不过传播的乃是立宪政治主张的西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东方杂志》的西学观显示出了其陈旧的一面,张元济将杂志交给了年轻的杜亚泉,由此杜亚泉开始塑造过渡时期的《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方针,为1918年与《新青年》的中西大论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东方杂志》 西学传播 杜亚泉 动静说 接续主义
      
      《东方杂志》(下文中均简称《东方》)是一份综合性大型刊物,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作为一份持有立宪政治主张的杂志,《东方》在创刊之初,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为己任,努力推动中国的政治改良,这一政治立场在辛亥革命之后显出了不合时宜之处,《东方》也开始了踟蹰求索之路。
      辛亥革命对《东方杂志》的冲击
      1911年11月10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国民的观念,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各地新创刊的革命报刊大批涌现出来。在“咸与维新”的形势之下,大型的综合性日报也大多发出支持共和、拥护民主的声音。①
      在这种形势之下,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东方》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刚刚爆发,《东方》立即在11月15日第八卷第九号上预登了一则“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通告,称:“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社会上一切事物皆有亟亟改进之观。……兹于今春,扩充篇幅,增加图版,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藉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餍足读者诸君之希望。”从这次改版后的《东方》看,它基本上是根据这个编辑方针进行调整改良的。
      表面上看起来,《东方》停刊4个月,是对辛亥革命能否取得成功持有观望态度,事实上,张元济早已经看清楚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一场诚意不足的敷衍。在武汉新军还在独自作战,没有第二个城市加入的时候,张元济就组织商务印书馆着手收集整理资料,编写出版辛亥年鄂、粤、川三省革命纪,并出版了其他相关书籍。②
      第八卷第九号是《东方》1911年11月15日改版前的最后一期,刊登了伧父的《革命与战争》以及高劳的《革命战事记》(伧父和高劳均为杜亚泉的笔名),其中《革命与战争》一文评价武昌起义“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1912年4月1日,《东方》第八卷第十号重新出版。
      张元济的勇气在于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已经不合于这个时代,为了使《东方》得到更好的发展,他断然把主编的位置交给了一直受到他的重视,思想又相对比较开放的杜亚泉,《东方》由此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杜亚泉的带领下,《东方》走出了宣传立宪的桎梏,成为一个真正的综合性杂志。改版后的几期《东方》,相继发表了《中华民国之前途》、《革命成功记》、《临时政府成立记》、《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等文。
      杜亚泉和他的“动静说”以及“接续主义”
      在杜亚泉任主编的时期,《东方》召集了不少的优秀作者撰写文章,如钱智修、胡愈之等人。杜亚泉自己也是相当出色的社论作家,在他主编《东方》的近十年间,他以伧父、高劳、陈仲逸等作为笔名,写下大量的评论和文章,共有300多篇,甚至有的期号上就有他的文章十多篇。在他笔耕不辍的努力下,《东方》日益发展起来,也成为具有鲜明的杜亚泉个人烙印的一份刊物。除去专职写手,不少在社会上名望极高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在《东方》上发表文章,比如民初时影响巨大的章士钊就常常将自己的文章发表于《东方》上,这些名望很高的知识分子也为《东方》积攒了极高的赞誉。有着浓郁知识分子气息的《东方》尽管已经抛弃了辛亥革命之前的旧的政治主张,但还是以知识分子独有的保守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如火如荼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看来,应当以温和的方式推动社会的改良,这样的观点也同时应用在《东方》对于西学传播的观点上。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当属杜亚泉的中西文化“动静说”和“接续主义”。
      杜亚泉的“动静说”源于他以伧父为名发表在《东方》十三卷十号上的一篇文章――《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杜亚泉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二者的差异在于性质而非程度。两种文明均有不足之处,“东洋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西洋社会为局部的充血症”,“东洋社会为精神薄弱,为麻痹状态;西洋社会为精神错乱,为狂躁状态”。故此,两种文化实不分新旧先后,在吸取西学的同时,应有所批判保留,最佳方法为中西调和、动静互补,这样一种折中的文化思路即是杜亚泉“动静说”的本质所在。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动静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之前,已经有很多类似的观点出现。早在1905年,《东方》第二卷七号上发表过一篇《论制治之原》就提出过,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中国“好静之俗”、西方“好动之俗”。革命学者李大钊也认同“动静说”的观点,结论也是,“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③因此,“动静观”实在说不上是杜的首创。
      另一方面,杜亚泉的西学传播理念还包含着一种“接续主义”的思想④,这在以往的大多研究中,或者被忽略,或者将之简单地归纳进“动静说”的体系之内。“动静说”显示了杜亚泉对于中西文化性质的一种认识,是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一种形式上的归纳分类,而“接续主义”实则是在对两种文明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提出的应当如何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动静说”与“接续主义”共同形成了杜亚泉的西学传播观念,而“接续主义”将他与之前持有“动静说”的学者区分开来。
      《东方》十一卷一号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接续主义》的文章。“接续主义”学说来自德国人佛朗都的国家“接续主义”学说,杜亚泉将这种方法上的理论引入到他的文化观当中去,他认为,文化也是一个“破”与“立”相互承袭、相互作用、发生进化的过程。因此,文化的演进须是一个渐进的、接续的过程,不能指望推翻一切传统的价值,建立一种完全陌生的新文化,这样反而会引起文化的断裂。对于传统习惯中的恶劣因素,需要靠自然的推进,以立代破,布新除旧。
      杜亚泉的“调和论”可看做是“动静说”和“接续主义”两部分的有机组合。“调和论”与《新青年》一干革命者的观点相左,直接导致了1918年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东方》在论战中也发现了“调和论”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并在论战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但是在基本观点上,却没有动摇过信念,此为后话。
      本时期具体西学传播活动分析
      这一时期的《东方》上刊载了一系列杜亚泉初步系统阐述他的接续主义动静观的文章,除此之外,黄远生还在十三卷二号上发表了《新旧思想之冲突》的文章,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中西文化的传播交流与冲突已经产生了问题和矛盾,民初的知识分子汲汲希望以各自的方法为这种冲突找到一个出口,这也是1918年爆发的中西文化大论战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的《东方》除了上述的学术性阐释文章外,在西学传播上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国际新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自杜亚泉接管《东方》以来,《东方》极其重视国际新闻,在每期《东方》上,最醒目的就是大量的国际新闻报道。《东方》上的国际新闻尤其注重各国的政治改良和政党交迭,这一类的内容往往都能在《东方》上找到最及时的消息。同时,《东方》在国际报道上,不只是简单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往往更侧重于新闻评论。如当时的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东方》报道的重点,事实报道辅以分析评论,使《东方》成为民初国际报道的权威。
      需要注意的是,《东方》在这一时期还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东方》上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15篇以上。如1911年八卷六号上刊载的钱智修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不仅指出欧洲社会主义兴起的原因“盖在贫富相悬,工佣积悴之余”,而且提及“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咸推德人楷尔麦克”即卡尔马克思,并对《资本论》加以初步的介绍。次年,在八卷十二号上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作者介绍了社会主义的由来以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后,指出:“至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有麦克司(即马克思)”,并写道“盖麦氏一刊虚想浮议,纯用科学为根,极确乎不拔,而系统秩然,社会主义至此,乃为一进步”。接着,文章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称赞《资本论》“为社会主义者之圣书”,而剩余价值说“为论中之精旨”。⑤
      《东方》自八卷十一号起,连续五期,连载了高劳的《社会主义神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全文简述了贫困的原因、产业制度的进化、社会主义的主张和效果以及社会党的运动等,基本上是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表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这部书赞美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主义,而马克思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之“祖师”。
      《东方》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属于近代中国的先行者。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东方》并不是单纯的守旧派,对于来自西方的先进理论,《东方》都是欢迎的,只是在应用理论的过程中,《东方》所持的是渐进改良的态度,希望以最小的伤害实现社会制度的和平过渡,毕竟,千疮百孔的近代中国,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破坏了。
      第二,西方现代科学。自杜亚泉主编《东方》后,杂志上有关现代科技的内容锐增,每一期《东方》上都有相关的科普类文章四篇到七八篇不等。有对新科技的介绍,如对摄影术的介绍⑥;有对数理化知识的介绍,如《最近化学原子量之报告》⑦;有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如《地球年龄说》⑧;有科普常识,如《近视眼之调护法》⑨;等等。《东方》对于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普通民众间的普及可谓贡献巨大,令众多一生没有机会接触海外世界的普通市民了解到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知识。
      第三,新文学。这一时期的《东方》又陆续刊登了大仲马、莫泊桑、托尔斯泰等外国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东方》上的新文学,不似“鸳鸯蝴蝶”的无病呻吟,也不似梁启超等人强调的文学的首要功能是政治宣传的手段。《东方》选登的都是具有趣味性的文学作品,同时又不流俗,希望趣味之后的深刻主题能够给人以启示。如该刊1912年翻译连载的科幻小说《新飞艇》极具警示意味,该作品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讲述了英国人查理驾驶着一种新发明的战斗飞行器参加1914年至1915年的欧洲大战的故事。这与此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谋而合,批判了战争行为的非理性和残酷。
      除以上介绍的几方面与西学传播相关的内容之外,这一时期的《东方》还致力于近代中国粗鄙民俗的改良。如反对蓄妾习俗、提倡兴女学、提倡女性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这一类的内容在民初时的报刊上随处可见,不足以称为《东方》独有的特色,故略去不表。
      总之,此一时期的《东方》杂志在杜亚泉的领导下,形成了以“接续主义”的“动静观”为主的温和保守的西学传播方针,也成为日后《新青年》与之开战的主要原因。
      注释:
      ①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149页。
      ②何家熔:《大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第十章《辛亥革命时期》。
      ③李大钊:《调和之美》,《李大钊文集(上)》。
      ④伧父:《接续主义》,《东方》第十一卷一号。
      ⑤《挽近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宗旨》,《东方杂志》十二卷四号。
      ⑥《摄影术发明之略史及现今之方法》,《东方杂志》八卷九号。
      ⑦⑧《东方杂志》八卷十二号。
      ⑨《东方杂志》九卷八号。
      参考文献:
      1.高立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东方杂志总目》,商务印书馆汇编出版,1957年版。
      5.许纪霖等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校: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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